1940年3月24日。
这一天，以战时陪都重庆为首，大后方几乎所有尚未沦陷的省份，都举行了庄严肃穆的公祭仪式，祭奠二十天以前去世的蔡元培先生。
这一天，全国寄出的信件上，都被盖上一枚特殊的邮戳：追悼蔡孑民先生纪念。
这一天，国内几乎所有大报，无论何党何派，都发表了悼念蔡元培先生的挽联、悼词与评论，人们用的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楷模”，一个是“完人”。
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如此备极哀荣，又如此受到衷心哀悼的，恐怕唯有蔡元培一人而已。
蔡元培先生的绝无仅有，不仅在于他凭借着一己之力，缔造了中国大学应有的模样和精神；更在于他以一己之力，树立了一个老大帝国向现代文明转变进程中所当有的人格典范。
▲蔡元培（1868.01.11-1940.03.05）
1898年，蔡元培三十岁
这年深秋，维持了短短百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翰林院编修、两榜进士蔡元培，愤而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蔡元
培同情变法，却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做法太过草率。在他看来，中国这样大，积弊这样深，不从根本上培养人才，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几道圣旨上，是不可能的。
蔡元培选择回乡办学堂，教育救国，担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这是当时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他在学校里增加了日语、法语教程，还开设了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大教育家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教育改革。
学堂里有一位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他说：“蔡元培先生来中西学堂后，我才第一次了解了现代科学，我第一次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
这个小学生叫蒋梦麟。几十年后，他从老师蔡元培那里接过了北京大学的大印，成为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也备受赞誉的一任校长。
蔡元培去世后，蒋梦麟给老师送上的挽联，只有十个字：
1912年，他应孙中山邀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他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在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
▲中学教材《中华最新形势图》——《真理之光》博物馆藏
1918年，蔡元培五十岁
这一年是北大创校二十周年，校长蔡元培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首校歌。
棫朴乐英才，试语同侪，
追想逊清时创立此堂斋，
景山丽日开，旧家主第门桯改。
春明起讲台，春风尽异才，
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
到如今，费多少桃李培栽。
喜此时幸遇先生蔡，
从头细揣算，匆匆岁月，已是廿年来。
这是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首校歌，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首写入校长名字的校歌。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了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校工们都惊呆了。他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民国以前，北大叫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所以，一到学校，蔡元培就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北京大学，当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
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先拿文科开刀。《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一月四日蔡元培上任，十天以后陈独秀也上任了。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真理之光》博物馆藏
▲1918年8月，北京大学师生合影（前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
北大学生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1929年11月，蔡元培为李季著《马克思传》做序并题字——《真理之光》博物馆藏
▲《俄国革命史》，1931年7月，蔡元培、蔡元培，吴敬恒，王云五主编——《真理之光》博物馆藏
1928年，蔡元培六十岁
这一年，他担任大学院院长，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对于西方文明的理解，蔡元培与同时代那些人不尽一样。通常把五四精神的内核归结为追寻“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在他看来，至少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即“美育”。
人类有两种欲望：一是占有欲，一是创造欲。占有欲属于物质生活，为科学之事。创造欲为纯然无私的，归之于艺术。人人充满占有欲，社会必战争不已，紊乱不堪，故必有创作欲，艺术以为调剂，才能和平。
这种远见卓识，恐怕唯他独有。
老辈学人最不可及的地方就在此处：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他们坚守信念，不避刀俎；他们真正有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决不放空言讲假话，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甚少计虑。蔡元培念念不忘“学术救国，道德救国”，其人格魅力，其爱国精神，至死而光芒不减。
万件党建珍贵藏品
每一件珍贵展品都有一段故事
它记录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代表着一代人独特的红色记忆
